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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调“星二代”:刘雨霖,李安的师妹,父亲是

TIME:2020-03-23 13:08 | VIEWS:

2014年,纽约,窗外大雪纷飞,刘雨霖拨通了越洋电话,她向父亲刘震云说了想拍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想法,电话那头,刘震云找不到说“不”的理由。她知道,这事基本上成了。

在这之后,一切围绕着刘雨霖的话题就从来没有减少,名门之后、奥斯卡奖导演、李安师妹……身份和荣誉带给她的不是“坐享其成”的战果,而是要不断地面对质疑和无数遍回答同一问题的“烦恼”。

“所谓的有国际背景,那我拍一个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边,拍巴黎塞纳河边的电影就洋气和真挚了吗?它就一定能打动人吗?它不是。”

“我拍电影从来不是取悦观众、取悦市场对我的看法,我觉得首先是尊重心中的人物,我不想欺骗观众的电影票钱让他们进影院,我诚心做作品,请观众走进影院,感受影片中的人物,以及人物背后动人心弦的情感。”

29岁的她,大眼睛,吐字儿清晰,声线柔美,秀气的脸型。没有生长出她父亲面庞上那些刀刻斧凿般的痕迹。

她面对几乎所有媒体的时候,表现出的都是一副四平八稳,甚至滴水不漏的形象,像一个老成持重的长者,绝不像一个还在“奔三”途中的“80后”。有媒体把刘雨霖和其他影视圈的“星二代”们放在一起做了“子承父业”的新闻标题,她立马反对,“这个标题完全不对,我和刘老师的职业完全不同,怎么能说‘承父业’?”

刘雨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国内媒体的视野中,是2011年参与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的拍摄。那时,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的她休学一年,回到冯小刚导演的《温故一九四二》剧组担任场记,根据当时的剧组成员回忆,刘雨霖在剧组中十分低调,从不主动提起自己和刘震云的关系。

父亲刘震云给她起名“雨霖”,一则因为她出生在夏日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晚上,另一则希望她内心一直不乏滋润与辽阔,遇人甘甜,遇事达观。无论面对怎样的坎坷,都有如水将其化解的能力。

在《农民日报》的大院里,别人家的孩子玩一会儿家长就会在阳台上“催着”叫走了,而刘雨霖永远是玩到最晚回家的一个人。这种“散养”式的教育在刘雨霖看来,不是放任,而是自由。“父母给我营造了一个我自己的世界,我在这个世界里找到我自己,看到我喜欢的东西,自己特别能跟自己玩的来。他们从来没有把所谓的成长阴影,或者是他们所经历的故事,往我身上强加,从来没有。”

稍大一些,刘雨霖就经常跟着父亲去过冯小刚家,陈道明家,王朔家,各家的女儿们都是刘雨霖的儿时玩伴,她们经常一起聚会。

也许是从小的耳濡目染和家庭的熏陶,刘雨霖从小就喜欢电影,但是高考的时候,她却选择了播音专业,以北京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,梦想做一个访谈类节目的主持人。进入中传学习后,她觉得学校的氛围和学的东西与自己追求的不一样,不像其他同学怀着主播梦,她的心里还是放不下电影。电影在她看来是很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,可以把心中有力量的故事呈现在银幕上,而且这个故事和人物可以永远在银幕上永不消逝。

大四开始,刘雨霖就决定去国外学习电影,“我想要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,不是单纯技术上的东西,所以我没有考虑中国的电影学院,而是把世界排名前十名的电影学校做了研究并且申请,最后被纽约大学录取。”

纽约大学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电影学府之一。要进入纽约大学学电影的面试很难,除了对英语的高要求外,还必须写出两种类型的不同剧本,通过一个 “出其不意”的面试。

关于这次面试,刘雨霖曾在《艺术人生》的现场被朱军问起过。她说:“面试完之后,自己就走到了时代广场,那是纽约曼哈顿最繁华的地方,周围全是游客、各种霓虹灯特别地热闹,但其实在那一刻,我觉得所有的色彩都是灰色的,所有的声音全部都是安静的……”

刘雨霖初到美国时,语言不过关,没有专业基础。课堂充斥着电影的专业术语,只能听懂大部分,下了课其他同学商量着去哪儿喝酒,她却只能抱着一摞书到图书馆自己查漏补缺。整个人“自卑又失落”,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美国。

回望当年去纽约读书的决定,刘雨霖觉得受益匪浅,“毕竟我从小接受的是中国式教育,一直生活在北京,还老回河南老家。选择去美国,就是想学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,然后和东方的观念融合,像是第三只眼睛来看待创作。”

2014年,年仅27岁的刘雨霖执导的短片《门神》获得了奥斯卡奖(学生单元)最佳叙事片奖,她成为李安之后中国第一位捧得奥斯卡小金人的导演。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,“刘雨霖”这个名字一下子在媒体中炸开了锅,而一年之后,她导演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新闻传出,至此,刘雨霖真正走进了大众的视野。

2016年11月1日晚,北京万达影院。电影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在这里举行全球首映盛典。首映式上,刘雨霖一袭白衣,头发扎得一丝不苟,显得亭亭玉立,落落大方。她坦言,这是自己第一次执导故事长片,身上担子很重。但剧组的每一位演员都充满激情,所以她也很努力。

开始执导父亲的茅奖获奖作品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很长一段时间,有人说这是至亲关系的结果,也有人在质疑刘雨霖的年龄和导演实力,甚至有人非议刘震云凭什么把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交给女儿?不怕女儿挑不起来吗?刘雨霖能hold得住吗?刘雨霖从小生活在大都市能够驾驭的了这种农村题材吗?刘雨霖还年轻对于婚姻的理解到位吗?

“我对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原著是有感情的。这本小说我读了超过20遍,包括在2009年出版之前,我们走访了四个省市,要是不走访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熟悉的感觉。每读一次就有更深的感觉,慢慢地这些人就在我心里住进去了。”刘雨霖说。

而最终说服刘震云的理由是“我可以从中间找两个人物来拍这个电影,就姐俩,一个在离婚,一个在结婚。如果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可以拍十部电影,我从第一部开始拍起。” 刘震云很高兴女儿找对了方向。

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围绕修鞋匠牛爱国被戴绿帽子的故事展开,不论是“忍,还是不忍”的内心纠结,还是从怀疑、搜证到借刀杀人的行动付诸,由内而外地塑造了一个在生活中挣扎的人物形象。而自言从小对原著读了不下20遍的刘雨霖对里面的人物已经有了自己的感情。

“他们被我们忽略了,他们心中的喜怒哀愁被我们忽略了。他们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,他们内心的战争,无处诉说,我通过电影的方式,帮他们说出来了。”刘雨霖如是说。

“要把这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搬上银幕。”刘雨霖希望观众看完电影,能多多少少和剧中人物产生关联,看到自己,而不只是被炫酷的特效震撼,或者记住某个明星的脸。这和刘震云“把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情感捡起来”的文学创作理念完全一致。

“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,在生活的洪流中也有他们的涡流和潜流。”刘雨霖补充道。

2015年11月,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在河南延津开机拍摄。由于有在《一九四二》剧组做场记的经历,让她第一次见识到拍电影的真实过程,为她这次独立执导影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。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团队执行导演、统筹、美术等工作人员,很多都来自《一九四二》剧组。以至于刘震云走进剧组一看,“除了导演换了个人,其他好像全是《一九四二》的班底。”

拍摄地就在故事的发生地河南延津,为了凸显出故事的代表性,影片舍弃了河南方言,改为普通话对白。为了呈现真实的效果,剧组跑遍了小县城取景,各种道具也都是从当地找来,最后以真实面貌出现在银幕上。

为演好人物角色,演员们也下了“笨功夫”。饰演男主角牛爱国的毛孩,提前半年就找来修鞋装备,练习修鞋。女主演李倩走进棉纺厂操作纺织机,每天八点到厂,下午五点离开,头发里都是棉絮。

“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和勤奋的学习,才能变成自然的行为……他们在当地融入生活了以后,走路的姿势、吃饭的快慢、吞咽的细节,才会变成剧中人。”刘雨霖说。

对于媒体的热捧,刘雨霖表现的坦诚、质朴,“走在电影这条路上,给我力量的除了家人、朋友和老师,还有一些普通人。”

刘雨霖的导演之路似乎比一般人顺畅得多。拥有至高的起点和得天独厚的条件,刘雨霖本来可以往大制作、大场面上努力,但她的选择却与众不同。她想拍出一部类似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《一次别离》那样撼动人心的、描写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作品,所以,她选择了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

从小,刘雨霖就继承了父亲刘震云那双观察生活的眼睛,除了对家乡深沉的留恋,在纽约留学期间,她也经常观察身边来往的人,他们来自世界的不同地方,他们对世界对生活有着不同的看法。

在刘雨霖的世界里,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她觉得幸福的瞬间,可能是和父亲蹲在纽约路边,一人啃一个土耳其烤肉卷儿,看来来往往的人。这也是她做电影的价值观,她不想为王侯将相立传,而要去发掘普通人内心被忽略的情感,这些情感纠葛在她的眼中不亚于一次世界战争。

她一直都很清楚,父亲的所有作品,都不是坐在书桌前写出来的,而是在生活中找到的。“他随时都带着笔、纸,想起什么就往上写。”

和父亲一样,她擅长从生活中取材。她非常熟悉父亲笔下的人物,她从小牵着父亲的衣角,和村里的叔叔伯伯、父老乡亲以及菜市场里修鞋的大叔聊天。如果说一个好剧本是一部电影的土壤,那在刘雨霖的土壤里,不仅有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这本书,更有她和父母生活的经历,她自己的经历,以及她和父母的亲近程度。

对于“刘老师”的影响,她这样说:“刘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无形的,他会告诉我该怎么看待这个世界,怎么去观察生活,他的作品关注那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人物和情感,故事中人物关系和架构有自己的风格,这种东西对我影响比较大。”

如今,刘雨霖形容自己是“一个上路的状态”。纽约求学四年,给了她“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村庄”的视野。看到过土耳其小姑娘的悲伤,也知道纽约贵族学校的小姑娘失去心爱之物是什么模样,再回头拍站在村口等妈妈的河南农村小姑娘,关注的就不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悲伤。情节设置、人物形象,包括表演的拿捏,都会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,也更容易让观众从角色中找到自己。

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刘雨霖对电影以及导演角色的认知。“我觉得伟大的电影,会让观众忘掉导演,忘掉摄影机的存在,忘掉演员和表演。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人物。也许这个人物形象是中国的,但他们说的话做的事,巴黎的老太太看了会明白,土耳其的小姑娘看了也会明白。她看到的是里面的人物,而不是身份。”

在多元价值观纷杂的时代背景下,刘雨霖拒绝用电影骗观众走进电影院,她捍卫作为导演对于纯粹电影的理解。她向《时代人物》记者坦言:“我不欣赏那些为了讨好“外国影展”,而把中国人的生活展现得“一贫如洗”“满目疮痍”。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地道,我觉得这不是中国人的常态,中国人的常态是什么,我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我们有内心波涛汹涌的情感,这种情感通过电影人尤其是影像来表达,真正能打动人的是这儿。拍电影的人,如果用噱头、五花八门的东西来彰显能力,是走不长远的。”

对这两年的国内电影市场来说,不少女导演用“女性、爱情、青春”等题材获得不错的口碑。但是她们多数的拍摄手法被指“太文艺”,作品被批评“逻辑混乱”、“情节拖沓”、“看不懂”……观众并不“买账”。

2016年,已经29 岁,马上“奔三”的刘雨霖,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,携她的长篇处女座亮相,似乎是给自己而立之年的一份“成人礼”,也是给整个中国“80后”导演树立了一个成长样本。正如导演冯小刚对刘震云说的,“她没有走别的导演那种浮躁、轻浮的路子。一开始,就应该这样朴实、扎实。”